本网讯(李国君）“读经运动”是在传统文化热中出现的。曾几何时，有些脱离现行教育体制的学生及其家长被视为勇士，但事实证明：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赌博，输光了孩子的宝贵青春后，造就了一批庸才与遗憾……
　　我们不能指责学生，毕竟这不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但我们必须说，主张孩子脱离正规学校教育去读经的家长难辞其咎，是家长的狭隘偏激毁掉了孩子的青春岁月。为什么说错误的“读经运动”只能造就庸才？这是因为自我认知误导的“读经运动”从根本上违反教育规律、违反认知规律，是注定要失败的。
　　正如主张读经的家长所强调的，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掌握基本的科学文化知识，也是造成健全人格的过程。但只靠背诵儒学经典就能造就健全的人格乃至培养出圣贤？这未免太天真了。人是社会动物，人通过与同类之间的交往互动而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单纯的学校教育。现行教育体制学习的形式本身是符合人的成长规律。有研究证明，对孩子成长影响最大的不是学校、不是家庭而是同伴。但在“读经运动”中，有些孩子们被关在深山老林里离群索居，每天面对的不是活泼的同伴，而是死气沉沉的老师和不知所云的古文俗礼。不知何为友谊、不知何为社会、不知何为人生，这样的“教育”不是育人而是毁人。
　　有人以为古人就是这样读书的，这纯属主观臆想，是典型的无知之论。即便在孔子那个时代，学习也是以集体学习为主，绝没有脱离生活、脱离现实。“子入太庙，每事问。”孔子的学习不限于古代经典，与现实生活有关的一切他都好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主张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把勤学深思作为好学的标准。整本《论语》哪里能找到读经运动中出现的闭门读书、死记硬背？
　　学习就是磨炼、尝试、犯错、失败、获得的过程。仅仅背诵，特别是在不理解内容的前提下盲目背诵，其实是在浪费时间，因为这不符合人的大脑的认知过程。没有尝试、犯错、失败，没有体验到学习新事物过程中的困惑，没有感受到掌握了新技能后的兴奋，人是不可能爱上学习的。学习本来是很刺激的事，是充满乐趣的，但“读经运动”把学习变成了机械运动，远离了心智活动的本质。读经少年们丧失读书兴趣，拒绝一切国学不是偶然的，正是这种违反认知规律的读经的必然结果。对传统文化热，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清醒，防止出现形式主义和走极端的情况。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与时代相契合的部分值得吸收，但传统文化决不能取代正常的教育，事实证明：此路不通。现代人只能接受现代教育，回归传统的私塾或者国学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偏激之举。而尤其要警惕的是一些妄人利用群众对传统文化所知不深同时又渴望文化、敬畏传统的心理，打着培育圣贤、修身养性的旗号，大搞商业性国学班，一边赚钱一边毁人，无耻之极。对此，教育部门和各相关监督部门要行动起来，对违法违规、非法经营者要追究其责任……
《如何看待“儿童读经”》
        近年来，社会上对“国学热”、“儿童读经”一直是议论纷纷，争论不休，相持不下，莫衷一是。这是好现象。表明人们在关心我国经济建设的同时，也很关心文化建设；反映我们国家宽松的学术民主气氛，有利于繁荣文化事业。应当相信，真理越辩越明，认识越论越深。说我国出现了“国学热”、“儿童读经热”，这种说法我不敢苟同。我认为，目前尚未形成“蓬勃发展、热火超天”的燎原之势，还远远没有达到媒体所说的出现“热潮”的程度。只不过是由于一些民办、犯法私办“国学班”、“儿童读经班”为了自我“炒作”而搞的师生头戴古帽、脚登古鞋、身着古装，一副很另类的“装束噱头”非常醒目，着实抓人眼球罢了。但是，发展势头不减，值得关注。
一、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任何社会文化现象出现都不是偶然的。学术界倡导的“重振国学”和“儿童读经”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改革开放二三十年以后出现，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我们国家现在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期，从封闭走向开放，社会正在发生急剧而深刻的变革，这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新的文化体系逐渐建立起来；外国的文化传入中国，人们还没有很好地消化。在这个时候，人们很容易产生思想偏差，应当引起重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长期封闭，由于眼界狭窄，孤陋寡闻，人们往往是“坐井观天，夜郎自大”，唯我独尊，妄自尊大，错误的认为自己看了几本盗版的违法书籍就自封老师，自以为是，自我陶醉，自我感觉提升，盲目地认为自己的一切都高于四邻。而社会一旦突然开放，打开人们的眼界，接触到了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事物，又往往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产生民族虚无、错误迷惑的思想情绪，无视自己的文化传统，认为自己一无是处，事事不如人。历史的很多经验值得注意，更多的社会现象很引人深思……
二、“儿童读经”的现象出现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一位老师问大班的小朋友：“你们长大了都想干什么呢？”有的说要当解放军，有的说要当运动健将，有的说要当歌星，也有的说要当大学教授……有一个孩子站起来说：“老师，我长大了要当外国人！”小孩子的话，难免有他的偶然性和随意性，不能给他“猛上纲”。但是，孩子的这种想法，必然是事出有因，恐怕和我们大人平时的言行、社会的舆论有直接的关系。外国好的文化，我们有些上不能拒绝借鉴，拒绝借鉴那是狭隘。要大胆引进，虚心学习。但也不能妄自菲薄，无视传统。学习借鉴时，要认真咀嚼、消化、吸收，不要囫囵吞枣，食而不化。生吞活剥会“消化不良”，生搬硬套也会“水土不服”。因为中外文化背景存在很大的差异，不能盲目照抄照搬。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国策和需要，有所选择、取舍，不卑不亢地借鉴；并努力使之“本土化”，使之适合中国的国情国策，以便融入中国文化，丰富中国文化。外国的文化有些是很优秀的东西，值得学习借鉴。但无论多么美的东西，当日久天长、司空见惯了，总会有产生“审美疲劳”的一天。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会不由自主地要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自己的传统文化，看看哪些文化传统在今天还仍旧具有生命力，可以“古为今用”。现在的“重振国学”和“儿童读经”，可以说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文化的重新检视。我们是要发展市场经济，建设四个现代化。但“市场经济”和“四个现代化”都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在学习、借鉴外国文化、面向世界的同时，必须要保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增强民族意识的自觉性，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新文化。这就不能不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重新提倡国学，是有必要的。出现“儿童读经”的现象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三、对“儿童读经”要加强引导中国过去，历来重视利用儿童启蒙读物对儿童进行教育。像《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增广贤文》等儿童读物，承担着教儿童识字、生活常识、历史知识、行为规范和道德品质教育的任务，历来是家喻户晓，老幼皆知。现代儿童重新阅读这些启蒙读物，可以了解当时的社会心态、文化心理、生活习俗、道德风貌、民众性情等，甚至从中还可以窥见当代中国社会某些社会心态、文化心理、社会风尚，以及国民性格的形成、演进的若干蛛丝马迹，对增强儿童主体文化的认同感是大有裨益的。这些儿童启蒙读物一般都文字简练、压韵合辙、朗朗上口、易背易记，内容浅显易懂、形象具体、生动活泼、引人入胜，通篇是典型人物、历史故事、民间谚语、流行成语。从形式到内容，都适合儿童的年龄特征。儿童阅读启蒙读物可以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提高文化素养，还能丰富、活跃孩子课外文化生活。对儿童进行基本的“国学“教育，引导儿童阅读古代启蒙读物，有利于保护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学习做人的基本道理，增强年轻一代的民族自豪感，还是很有积极意义的。古代这些儿童启蒙读物虽然承载了传统文化，但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是那个时代的行为规范，不可能没有历史的局限性；而现在，毕竟是事过境迁，物是人非了。有的东西是有生命力的，今天还有积极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则显得陈旧了，落后了，过时了。在过去的历史条件下是积极的，在现代社就不一定还都是积极的，这是历史发展新陈代谢的“自然现象”。因此，在引导儿童阅读古代启蒙读物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有所选择、取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地继承，不能全盘照搬。有人对儿童学习传统文化“要有选择取舍”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这会“枝解“传统文化，有断章取义之嫌。必须明白，儿童毕竟是儿童，他们还不到系统学习传统文化的年龄阶段。儿童学习传统文化，只能是粗浅地了解，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是系统的学习。有选择地引导儿童阅读、背诵一些古代启蒙读物，就是让儿童初步地接触，进行一些传统文化的熏陶，仅此而已。就是成年人学习国学，也没有必要人人都修炼成为“国学专家”，更何况是儿童。幼儿园的孩子，毕竟还是未成年人，涉世不深，尚缺乏生活经验和分辨是非、善恶、美丑的能力。他们对新奇的信息感受能力很强，但筛选、取舍信息的能力很差，面对积极的、消极的信息，往往会兼收并蓄，难免受到消极的影响，成年人有责任、也有能力对儿童读经提供必要的指导，尽量给孩子阅读有益无害的东西，以把消极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这是历史赋予我们教师和家长的责任，不可推卸。
四、“儿童读经”不要走极端引导儿童阅读、背诵古代启蒙读物，要分清主次。应当是在以学习现代文化为主，在学好现代文化的基础之上，不能本末倒置。孩子们离开学校、家庭要进入的是现代社会，必须首先学好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行为规范。不然的话，会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很难融入、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现在，社会上一些民办文化教育机构，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之下，任意夸大传统文化的价值，主张“以学习传统文化为主，以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行为规范为辅”，甚至出现以“国学”教育代替现代教育的倾向。这是本末倒置，是不可取的，教育行政部门有责任予以干预。长期以来，由于对于传统文化的宣传教育、推广普及的忽视，许多人对传统文化很陌生。特别是年轻一代人，有的甚至一无所知，出现了一些“黄皮其外，白瓤其内”类似的“香蕉人”，这是不正常的，不利于他们健康成长。现在，有的地区出现了“国学热”，“儿童读经热”，是“矫枉过正”现象，这很难完全避免；但随着人们对重振国学的理性思考，不会一直持续下去，不必过于担心。至于现在有的民办文化教育机构开办“儿童国学班”，组织学龄前儿童背诵、学习“四书五经”，我很不以为然。民办学校教师对传统文化知之甚少，很难有胜任国学教学任务的，只能是装腔作势，也就是“组织”孩子摇头晃脑地诵读，囫囵吞枣，机械记忆。只是布置古代私塾教室，用古装作为“行头”全面包装师生，也就是制造了一种场景和氛围而已。孩子获得的至多也就是一锅嚼不烂、咽不下的“夹生饭”，我非常担心会误人子弟、伤害孩子，给以后学习传统文化和身心健康制造麻烦。现在许多家庭只有一个孩子，为什么会有家长“大义凛然”地不惜重金让绝无仅有的一个孩子去做“实验品”，我实在是搞不明白……
读经运动错在哪儿？
读经运动最大的错就是眼中没有儿童。
第一，读经运动忽视，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儿童的心智发展的概念，试图让儿童在无法理解经典的时候读经典，是从根本上违背教育规律的；
第二，读经运动强调死记硬背而非理解，它高高举起“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的大旗，利用儿童的记忆优势，将“读”曲解为“朗读”“背诵”，而忽视“读”的本质“理解”，以背诵代替真正的阅读；
第三，读经运动倡导全盘接受而不加辨析，是灌输式的，类似于洗脑教育。这会严重损害儿童的学习兴趣，甚至会给儿童留下心理阴影，是弊大于利的。
没有儿童观念是“读经”这一学习形式从诞生起便带有的痼疾，这是它无法改变的。这注定了它不可能对以上三点作出任何改变，任何改变都会动摇读经运动的基础。
读经运动是趁着市场经济兴起，社会上普遍的价值迷失而掀起的一场复辟运动。它试图以一种易于操作的，念经的方式回归中华文化原典，缓解人们普遍的焦虑，这当然有它的价值所在。但它本该是面向拥有自主阅读能力的成人的，而不是将手伸向懵懂无知的儿童。
总之，中华文化典籍，无论如何都应该读；但读的方式绝对不是此种错误读经运动式的。
会有人质疑，一些国学大师他们小时候不就是这么学的吗？我不否认。但同样，我也能举出许许多多对读经深恶痛绝的例子来。我们更应该擦亮眼睛看的是传统读经方式成就的人多，还是伤害的人更多？我们不能因为少数人的成功而忽视多数人的失败。
更重要的是，以前是没有儿童观念，没有儿童读物，只好把写给成年人的东西拿给儿童；但我们今天已经有了儿童观念，已经有了适合儿童读物，为什么不用？你那么恨你的孩子吗？
“读经教育”失败,父母更应反思!
据说最早是上个世纪90年代，台湾一位叫做自称国学大师王老师的学者在内地宣讲和建立了一整套的读经的理论体系，自称是以培养圣贤为目的，以全日制读经为手段，因为有国学热的背景，所以读经运动一时风气云涌。而目前最早的那批读经的孩子已经成人，他们作为体制外教育的试验品，状况却令人焦虑。他们从小被安排读经或诵经，缺乏与整个社会的接触，现在很多人不得不想通过自学考试的方式来融入社会。那么这种反体制的读经运动的教育依然宣告失败，另一方面，那位王先生读经运动背后的产业链也依稀浮出水面，很多媒体也在跟进报道。
尊敬的大德南师对读经教育的评判：“话不要说长了，现在你们大家都讲读经，讲老实话读经是我发动的，悄悄推广开来，因为中国文化的根断了，想把它接上去，到现在二三十年了。一般人搞错了，以为我们提倡读经，事实上我们是主张读不起学校的贫穷孩子，在家里自己学，中文、英文、数学，一齐来，并不是要中国专出诗人。现在到处提倡读经、办私塾，这是错误的，读了经什么学校也不进，科学也不知道，孩子只要会背《大学》、《中庸》、《千字文》、《三字经》、《弟子规》啊，就觉得了不起了。这不得了啊！我们没有提倡这个，这叫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一定糟糕。像我们这里，读经也很重要，但是要配合现代的教育一齐来的。我们没有光提倡读古书啊！现在外面提倡，你们千万不要犯这个错误，这样搞，孩子以为自己书读得很好，其实什么都不懂”。
      个人觉得王先生与大德南师的理念相悖。以前，大德南师貌似特意给王先生写了一篇反驳的文章，在文中抨击了他的书院。
十年前，读经热进入高潮，全国近百家读经学堂雨后春笋般建立，大批少年离开体制教育，进入读经学堂求学。
　　如今，较早的一批读经孩子已经成人。从狂热、受挫、困惑到反思，他们不得不推翻了自己曾真诚信仰并奉献了全部生活的东西。
　　正如读经界一位人士总结：现在回过头去看，对孩子来说，这真是一场残酷的实验。很多孩子离开体制教育，此后多年时间里，辗转多省市求学……正是“读经运动”在中国勃兴之时。这种新的教育模式，宣称能帮孩子找到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让他们与孔、孟产生心灵呼应，造就大才，甚至圣贤……
　　这与家长们逃离体制教育、追捧传统文化的热忱不谋而合，此后在全国建起的上千所读经学堂里，都是摇头晃脑背着经典的学生。
　　如今，较早的一批读经孩子已经成人。很多孩子在背完20多万字的经书后意识到，自己为之努力的一切都已付诸东流;部分孩子到大学旁听时，被突然的震撼所包裹，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了体制教育里的文学之美。
　　从狂热、受挫、困惑到反思，他们推翻了自己曾真诚信仰，并奉献了全部生活的东西。最基础的小学课程都不甚了解，一切都得从头再来，很是吃力。家长说起孩子读经这些年，都是感到迷茫，为什么这条开局充满希望的读经之路，最终偏离了正轨?
　　一张光盘，是台湾学者王先生的演讲。台中教育大学副教授，1994年在台湾发起“儿童诵读经典”的教育运动，随后来到大陆宣讲。历经20年，他一手缔造了“老实大量读经”思想体系。而这个体系被大量拥趸所追捧。
　　演讲中，王先生描述了孩子一直梦寐以求的愿景--教育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只要通过简单的读经，就能将孩子塑造成大才，甚至圣贤。很多家长孩子们被这种理念感召，送孩子去上读经学校培训班。立即给儿子办了退学手续，送到了北京一家读经学堂。学堂的日常是背书、学书法、武术，不用每天都做作业了，孩子并不抵触，还觉得“好玩”、“新鲜”。更多的家长并未读过经典，他们有个朴素的想法：学堂里“不仅教知识，也教做人”。更多的家长错误的认为找到拯救叛逆孩子的救命稻草。这种传统文化读经学堂大多是因为不听话被送过去的。说是读经学堂，其实这更像所谓的“问题少年救助所”。在这里，家长们都要求跟随陪读或必须来做义工，家长被要求每天清理卫生间，洗衣做饭农田劳作等各种劳务。无知老师的要求是，台面上不可以有一滴水，马桶不允许用刷子洗，而要把手伸进去擦。墩地也不可以用拖把，必须跪在地上用手擦得干干净净。在封闭式管理中度过两年后，家长对孩子的评价是，嗯，乖多了……
最好的读经老师不是人，而是复读机
　     国学热最盛的时候，《百家讲坛》蝉联“中国最具网络影响力的十大央视栏目”冠军。数量巨大的人群支持传统文化、学习儒家经典。随之更多的新学堂在深山之中兴建而起，到处化缘融资拉捐助建所谓的传统文化读经书院，家长孩子们更是体力透支的没黑夜的劳作度过，满山的草木长得疯野。出山没公路，得坐农用拖拉机。十多个学生，每人一间十平方米的毛坯房，糊了粗糙的水泥，没有自来水，没有厕所，没有暖气。也没有电子产品。学生们各占一座山头，不许互相来往。四下也没有村落，傍晚时山黑云暗，一两盏灯。12岁的孩子，没有这样的生活体验，不免有凄清之感。漫长的冬日，四点半就要起床读经。寒风瑟瑟，小屋子里，只能听见自己背书的声音、窗外粗野的风声，火炕下柴火烧裂时毕剥的声音。山上没得吃，他们就整月的吃南瓜土豆。没有澡堂，整个冬天也就没洗澡。他们甚至不被允许回家。很多孩子觉得最难克服的并不是生活的艰苦，而是求学的困惑。这种错误背道的读经学堂，实际上是无正知正见迷惑颠倒的宗教道场，根深蒂固的执着迷惑的堂主们无知的偏离信仰宗教化极强……
　　背诵，不认字、不释义地背诵，就是这种学堂课程的全部。没有老师讲解，学生不理解文章意思，背诵是没有意义的。老师的观点则针锋相对，反对学生在成熟之前大量读书，“知道的知识越多，你的障碍越重”。
　   在读经界，所谓30万字的“包本”读经，纯粹是个噱头，是交代给那些试图从反体制的读经教育中培养出圣贤的家长们的安慰剂。尽管外界对这些学生前途的质疑汹涌而来，书院老师们却胸有成竹：我们这些学生可不是做老师啊，要治国平天下的!按他们的想法，书院教出的学生，要么是像孔孟一样的思想家;要么是有思想的企业家;要么是有格局的政治家，为天下苍生谋福祉。但实际上，书院里不教真正的政治和商业知识。书院里教的是“道”，“天不变地不变道不变，你把道掌握了，做什么都没问题。”有学生问老师前途何在，王老师回答，如果还考虑前途问题，那你就不要读书了。书院里读到一些孩子的随笔，一个女孩写道，我体会不到生命的实感，我所接触的只是义理，根本没有去实践。导师王老师在下面的批注则多是，“要静下心来”、“只有一路，志道乐学，再无他途”。
回归体制教育
很多孩子意识到，一切努力不过是徒劳。“我不是怕困难和枯燥，是怀疑这么做没有意义”。
从读经学堂出来之后，很多学生都不愿意碰书了，他们忘掉失败感的方式，是迷恋电子产品，一个学生有一个诺基亚手机，俄罗斯方块他玩了一个冬天。手机没电了，就充着电玩。也有人看韩剧，一看就是整天。也有很多孩子终于下定决心，准备自考。自考、艺考，回到体制教育，这也是大多数读经孩子最后选择的路。
　　传统文化读经的很多家长们，家庭情况差异太大：目前有些家庭经济生活困难，有些家庭学费都交不起了，更谈不上孝养父母和谐家庭关系了，有些家庭宽裕，母亲是佛教徒，坚持让孩子读经，有人多年陪读，还有夫妻在是否送孩子读经的问题上产生分歧，就此离婚。母亲们对孩子的未来有美好想象，希望他们脱离体制内的题海战术，成为知书达理、通晓古今、能诗能文的君子，也为自己的家族企业培养出一个儒商。或许孩子还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希望破灭后，她们既焦虑又烦躁，悔的是耽误了孩子的青春，不仅没有成为君子、大才、圣贤，而且连书都不爱读了。
从狂热支持者到坚定反对者
　   调研中发现，最早的一批曾被“圣贤教育”吸引的家长们，如今已从狂热支持者变成坚定的反对者。而少年们心里，这种变化则更为微妙。他们对多年读经教育的反叛，是余生再也不愿接触有关的东西，有些自考的学生，曾相信体制教育是糟粕，而现在，他们会很羡慕体制内的教育。
　　“老实读经”（老实大量纯读经法）的教学理论：所谓“老实”，一是内容，就是“读真正的经”；二是方法，“只管读，不要管懂不懂”；所谓“大量”，是平均一天要读经6到8小时。在此简单粗暴的教学理论之上，王老师提倡3-13岁的孩子在十年之间全日制纯读经，总共要背诵上百万字，每天背书八小时以上，不学其他课程，不允许进行任何经义讲解，不允许读经典之外的任何书籍，包括古人对经典的注疏——然后就可以非常轻松地、非常简单地把孩子培养成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圣贤。便是凭借着这样一个“为中国教育请命，为中国未来疾呼”的救世形象，在其号召之下：“于此忧患与希望并举之时代, 吾人秉持孔颜理想，立志成就一番永恒志业, 期待终有一批‘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时代大才出现, 承继中西数千年智慧, 重铸新一代人类文明, 庶几中华民族可以俯仰天地而无愧”，全国各地拥护并执行“老实读经”的书院、私塾便如雨后春笋般噌噌噌全冒了出来，形成了今天的这股“读经热”。既然这个“读经热”的市场已经在大陆打开了。那钱也不能让一个人赚，所以，除了这些直接与最高学府进行取得联系的正规军之外，借着“读经热”，全国各地亦纷纷冒出来一些零零散散的个体户，在教主“老实读经”的号召之下，又自己添加了一些修心、养身的配菜，再顺便给消费者开导开导心性，于是自成一家各自独立门户。
      从打开中国读经市场开始，王老师在台上慷慨激昂地说道：“相信呢，就做。不相信，十年以后你再后悔来不及了，真的来不及了”——至今已经过了十五六年，当年最早一批受蛊惑的学生，现在也都十三四五岁了，跟随着王财贵的步伐，这些孩子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呢？
      至于王老师所承诺的“孔孟一样的思想家；有思想的企业家；有格局的政治家，”到哪里去了呢？
      学生问过王先生：前途在哪里？王教主却回答：“如果还考虑前途问题，那你就不要读书了。”至于学生的其他问题和感想，王教主的回答也别无二致，通通都是“要静下心来”、“只有一路，志道乐学，再无他途”。对于这些模棱两口的回答，我来帮大家翻译，那就是：“不要怀疑，不要提问，只要服从”。
一句话：“老实读经”。
      对于这样的社会乱象，其实，我国教育部办公厅已经在今年2月发文《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7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强化履行各方义务。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依法送其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就读小学一年级儿童的截止出生年月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法律规定和实际情况统筹确定。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除加强对传统控辍保学重点群体监控外，要高度关注接受“私塾”“读经班”等社会培训机构教育的学生。适龄儿童、少年未按《义务教育法》相关规定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学校及教育部门要立即落实失学辍学学生劝返、登记和书面报告责任。对于因身体健康等原因确需缓学的，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向县级教育部门提出申请，获批准后方可缓学，不得擅自以在家学习替代国家统一实施的义务教育。”

对“老实读经”的教育心理学分析：
孔子是一位人本主义的教育家，因为在教育的过程当中，他的标准是“人”，而不是除了人之外的任何权威——即便是宇宙的最高法则：“道”，也只有经过“人”才能呈现和发挥，因此他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正是在这样的态度之下，所以孔子在教学过程当中从来都是因材施教，不同学生问孔子同样的问题，老先生会根据各人不同的秉性作出完全相反回答：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孔子从来没有给所有学生立一个标准答案，说：“你们所有人，把我的语录读300遍，就能开智慧。”——为什么？因为孔子很真诚，他首先不会去欺骗学生，其次也乐于回答学生的问题。正是因为孔子允许学生提问，所以就培养出一个调皮蛋，叫宰我，常常和老师叫板，气得老师没奈何：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论语·阳货》）。
孔子是崇尚上古（周朝）礼制的，所以强调时人应该学习古人守三年之丧。作为调皮蛋，宰我就要去怼老师，他于是说：“守丧三年，时间太久，倘若为了维护社会的礼制，知识份子人人都花三年去守丧，那么，三年时间人人都去守丧，还有谁来做社会工作？所以这反而会导致社会礼制的崩溃。”学生说得有道理，老师没办法从理论上来反驳对方，就攻人情，说：“你这样搞，肯定会于心不安。”想就此引发出学生在感情上的愧疚感，谁知调皮蛋却非常淡定地回答道：“我心安理得呀。”结果把孔子气得吐血。正是因为有着这样一种以“人”为本的师生关系，所以孔子也从来不把自己当成绝对真理，他常常弯下腰给周围人道歉和认错：
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论语·述而》）以人为本，所以才能使人各尽其才，通过因材施教，孔子所培养出来了七十二弟子当中，既有从事社会伦理学研究与实践的名士：颜渊、冉伯牛、仲弓；有社会政治家：冉有、季路；还有文学家：子游、子夏；当然，还有辩才出众，常常怼老师的：宰我。
      言至于此，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那些自称“秉持孔颜理想”的传统文化，学生倘若胆敢问他问题，他要不就是敷衍，要不就是回答：“如果还考虑前途问题，那你就不要读书了”——他对学生所持的乃是一种压制和恐吓的态度。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埃里希·弗洛姆指出：在人类社会当中，权威有两种，一种是理性权威，一种是非理性权威：所谓非理性权威，最直白的例子就是奴隶和奴隶主，掌权者永远高高在上，无权者永远则永远被剥削、被践踏，在这样的关系当中，权威的双方必须永远地保持等级，保持距离。一句话，教主的圣意你小子永远不要妄自揣摩，为啥？因为，凭借你的智商，这一切只能浪费时间，你呀，不要怀疑，不要提问，只需要“要静下心来”、“只有一路，志道乐学，再无他途”——教主有神功，你只需要交钱，然后跟着认真练习，练上300遍，打通任督二脉，然后你便能够得“上上智，人生从此非同寻常”，从此从一切心理与生理的痛苦当中完全地解脱出来。
呵呵……
      而所谓理性权威，孔子与学生的关系便可以拿来作最好的例子。他不但鼓励学生提问，鼓励学生各抒己见，并且，也从来不会给出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他总是针对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学生，给出不同的答案，这些答案甚至相互矛盾——并且，他自己也知道，他也会出错，所以，还常常给人道歉。正是在这样的关系当中，教师与学生的距离是越来越近，古语乃谓之曰“良师益友”。最后，在与老师成为了朋友的同时，学生自己也成为了教师。
      其实，在教育的过程当中，之所以有一方喜欢把自己建立成为拒绝被理性质疑和提问的非理性权威、真理化身，乃是因为：非理性权威自己是心虚的——它经不起推敲。
正如弗洛姆所言：如果权威的一方不想剥削对方的话，它便无需靠畏惧和情感的压制来进行统治；权威尽可鼓励理性的判断和批评——不过这样有暴露自身无能的危险（埃里希·弗洛姆：《自我的追寻》）。
       所以，让我们再次来检视王老师的“老实读经”理论：所谓“老实”，一是内容，就是“读真正的经”；二是方法，“只管读，不要管懂不懂”；所谓“大量”，是平均一天要读经6到8小时，到最后达到进入最高学府文礼书院的标准“包本背诵30万字”。在这个简单粗暴的理论之下，王财贵提倡3-13岁的孩子在十年之间全日制纯读经，总共要背诵上百万字，每天背书八小时以上，不学其他课程，不允许进行任何经义讲解，不允许读经典之外的任何书籍，包括古人对经典的注疏。王财贵最后鼓吹：这些条件，只要你做到了，你就成圣了，你的人生就飞跃了。
一句话总结，所谓“老实读经”的必要附加前提就是：不许提问，不许质疑王财贵的权威，然后无条件地服从王财贵的一切指示——最后你就可以成圣成贤。
让我们回顾一下前文，把王财贵的“老实读经”和科学教的“狄安娜原则”作个对比，就可以发现，两者均具备如下共特点：
1、因为，只有我的方法是有效的；
2、并且，公共理性（公共科学，公共教育）是无效的；
3、所以，倘若你不能无条件地遵循我的方法，你的人生就要和公共理性（公共科学、公共教育）一起完蛋。
末学不才，纵观天底下所有“大师”和教主的言行，似乎从来跑不出这个套路：
一个人，只要胆敢直接在逻辑上否定了公共理性的话语权，然后，他便能够顺理成章地成为绝对的非理性权威，为什么？因为我等愚夫，说的话来都是猫狗，唯有他老人家自己一个人掌握了绝对真理。
既然如此，对于“老实读经”的教学方法，又还有什么值得推敲和质疑的呢？所有的推敲和质疑在开口之前就已经错了。
“传销”的核心技术乃在于：先给你吹一个无比大的牛皮，然后告诉你说，只要你做到了这些条件，你便能够马上幸福起来/马上进天堂/马上得大智慧/马上开悟/马上……马上实现一切愿望……
——反正你肯定做不到。

对错误迷惑传统文化“老实读经”的鉴定：
综上所述，现在最后进行总结陈词，我们先采用官方标准：
根据我国公安部2000年和2005年中国公安部先后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0]39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5]39号）的官方文件指出，邪教组织首先具备以下五大特征：
（一）冒用宗教、气功等名义，建立非法组织；
（二）神化首要分子；
（三）制造、散步迷信邪说；
（四）利用制造、散布的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
（五）有组织地从事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等活动。
正如前文所言，所谓的老师自称“秉持孔颜理想”，但是，根据我们通过《论语》对孔子所作出的教育心理学分析，不难发现，孔子乃是理性权威，允许学生提问，允许学生质疑；而王老师的“老实读经”理论则属于非理性权威，不但不允许学生提问和质疑，反而要借助权力来压迫和剥削学生。由此观止，所谓“秉持孔颜理想”，实在只是欺世盗名，打着孔子的名义，建立私人的组织。
至于这组织到底合法不合法，我们再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5]39号）当中另一个鉴定“邪教”的条目：
聚众围攻、冲击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扰乱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生产、经营、教学和科研秩序的。
王老师的读经教，其实已经引起了教育厅的重视，并且发文《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7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指出：“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除加强对传统控辍保学重点群体监控外，要高度关注接受“私塾”“读经班”等社会培训机构教育的学生。适龄儿童、少年未按《义务教育法》相关规定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学校及教育部门要立即落实失学辍学学生劝返、登记和书面报告责任。”所以，虽然还能暂时钻空子游离在法律的边缘，但是，由王老师所发起的“读经热”导致教育厅进行了专门发文，由此可见，读经教的确已经“扰乱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生产、经营、教学和秩序”。
由此观之，在第一条鉴定标准里面：王老师已经基本占全。
至于第二条标准，“神化首要分子”，还好，他也就是敛财，还没有说自己是神仙转世，还有点自知之明。
第三条，“制造、散步迷信邪说”；
第四条，“利用制造、散布的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
这两条是占全了，王老师每每在演讲当中嘲讽全人类的智商，表示：“教育很简单”，“培养人才不费吹灰之力”——只是呢，你们不知道科学的教育方法：除了由我所建构出来的“老实读经理论”是科学的，你们全社会的教育都不科学。诸位父母，要想培养小孩成才，往我这里交钱就对了。
正是在这份迷信邪说的蛊惑和蒙骗之下，现如今，“读经热”已然是全社会有目共睹的事实：有多少读经学堂、读经书院建立了起来，就有多少父母家长、学生孩童上当受骗。
第五条，“有组织地从事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等活动。”
忽悠一群学龄儿童辍学算不算扰乱社会秩序？剥削一群青年人的青春算不算危害公民生命？以高价兜售一堆乱七八糟的读经套装算不算危害公民财产？如果算，那么这第五条也占全了。
所以，在官方对的5条鉴定标准当中，由王老师所组织起来的民间“读经教”已经占了4条，除了没有神话教主是神仙转世之外，已经可以定论：邪教。
除此了官方的鉴定之外，个人再补一条：
从广义的文化角度来看，所谓“宗教”，乃是一个全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世界上一切国家，一切民族，都有不同的宗教（文化现象）存在，而这些不同的宗教也反映了不同的社会文化、民族习惯和政治制度。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上，正如孔子所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乃是一切文化现象、一切宗教的根本标准。所以，要判断一个宗教（文化现象）到底是否属于邪教，最根本的标准就是在“人”：在这样一种宗教（或文化现象）当中，人类个体有没有因此而最大化地发挥自己的潜能？人类社会有没有因此而得到进步和飞跃？
某些所谓的老师们虽然声称要培养“孔孟一样的思想家；有思想的企业家；有格局的政治家”，可事实上呢？却只是利用迷途失落那样的孩子的青春来为自己的钱包献祭。
“读经热”还在持续；
“读经教”的腰包还在膨胀；
有些迷途孩子们还在步入祭坛的途中……
　　“越多的人反对，我越坚定。”一位母亲说。“我们一心读经，外面说什么，完全不知道。”另一位母亲说。“历经对读经教育的崇拜、迷茫、质疑和反思”。现在有些违规学院还在大肆宣传招生，意在培养合格的读经老师，改变全国多家读经学堂“阿猫阿狗当老师”的现状……哈哈……
     看多了书院学堂里的家长们饱满的情感和统一的认同感，是在调研时最大感受。老师、学生和家长用言行诠释了“追随”和“信任”，完全不管不顾外界质疑。读经教育意味着选择“体制外”。因此，所谓孩子与读经的缘分，其实主要是家长的坚持。很多都是母亲的选择并没有获得周围人认同，父亲都不赞同。父亲一开始强烈反对，后来无奈接受，甚至后来也融入了。有学生说“父亲从没来学校看过我，但假期回家时他能看出我是个好孩子，时间久了也就放心了。”亲友更是为她发愁，但她认定自己“是在用人生最宝贵的10年学习有价值的东西”。在这点上，她和母亲的立场惊人一致。纯读经不认字、摧残身心……专家质疑不断，但在纯读经的坚守者看来，那只是个别现象。他们在不同的世界，各执一词。一个外界匪夷所思的细节是，无论公开典礼还是私下聊天，不少老师和家长一张口，还未说话，便哽咽啜泣，夹杂着激动、感恩。他们用几乎一样的话语概括——“纯读经教育是全世界最高明的教育”，“先生的演讲解开了我所有的疑惑”。“先生”是纯读经体系内各学堂堂主、老师、家长、学生对老师的敬称。很多家长为见到先生、和先生合影而激动，这样的合影上传到朋友圈，会引来其他家长的羡慕。
是偶像式崇拜？家长们不喜欢这个说法，他们强调“认同的是先生的教育理念”。“现在没有人反对读经，批评的只是‘老实大量纯读经’”；而王老师主张，条条大路通罗马，谁也不要指责谁。
      即将截稿前最后一刻，末学呼吁：不同的做法可以并行不相悖，但不能不顾基本事实，比如书院的孩子究竟有没有人是纯读经出来的？读经学堂宣扬“纯读经最高明”本身就是欺骗。对于备受质疑的出路问题，王老师认为说：“对人的教育，先想着谋职业，是很可笑的。”哈哈……
       王老师曾在不同场合对学生和家长说：“家长考虑孩子的前途是动物性的爱，怕孩子饿死；孩子考虑自己的前途是没志气。我保证读经的孩子一定不会饿死。有品德、有才华的人，只要不饿死，就一定会有前途。你们前途光明。”但另一方面，他强调并不保证“成大才”——“教育是一种期待、理想、向往、情怀，而不是绩效，不要慌张。”“成大才”包括3个方向，即学者、政治家和儒商，以学者为佳。“最好的期待是安安静静在书院成为世界学者，讲一流的中国学问、一流的外国学问……有家长举例，“名牌大学生也找不到工作”，“有文凭的学生不一定会做人”……他们坚信，读了经，才能学会做人；读了经，再去学其它科目、技能都很容易；读了经，就算成不了大才，也能像颜回那样安贫乐道。王老师的那句“读了经，就算扫厕所都比普通人扫得好”，在多个场合被这些家长重复。
      “读经”无妨，但究竟有多么神奇，似可深长思之……
      近年儒学发展非常快，成绩很多，问题也不少。这个时候可以总结经验，讨论问题，展望未来。我觉得儒学界应该引入更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和而不同，不要乡愿，形成良性互动，这样才能长期健康发展。儒学自古就有非常强的批判传统，是一种富有建设精神的批判理论和实践智慧。儒学复兴被太多敌意和误解包围，困难重重。儒学界的任何微小偏差和失误都有可能被蓄意夸大，变成儒学复兴的障碍。不过，这同时也未尝不是一种督促。在虎视眈眈的注视下，复兴儒学的最好方式不是互相吹嘘、隐瞒缺点，当然也不是互相拆台、恶意批评，而是要发扬“和而不同”、“过失相规”的良性自我批评传统，加强自律，有问题自己先提出来改正，才能更好地面对外界批评。
万一有儒学界自我批评不到的地方，外界指出，我们也应虚心接纳，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有辩则言，无说则默，莫不从善如流也。
一
当代社会的儒学教育
我今天想谈的主题是“当代社会的儒学教育”。这个题目可以有两种读法：一种是“儒学教育在当代社会”，一种是“儒学教育当代社会”。前一种是名词的读法，后一种是动词的读法。
名词的读法是静态的思路，把“儒学”理解为一套现成的传统文化教条，把“当代社会”理解为一套固定的结构形态。所以，这种思路必然会把“教育”理解为“宣传”和“灌输”，即“把一套现成的价值观灌输到一个固定的社会形态里面去”。
相反，动词的读法则是“生成论”的思路。它首先把“教育”理解为一个动词，理解为生命的成长过程、社会的形成过程。所以，对于这种思路来说，“儒学”并不是一套现成的僵化体系，而是一种动态的朝向历史经验和未来可能性开放的生命学问，“当代社会”也不是一种僵固的结构形态，而是充满可能性和可塑性的“生成之物”。
从上述两种读法出发，“当代社会的儒学教育”可以有三种可能的立足点。
一个立足点是固化的“当代社会”，一个立足点是现成的“儒家”。立足于这两个点之上的教育思想都是名词化的、静态的思路，本质上可能都不是真正的教育，而不过是宣传和灌输，无论其立场是迎合当代社会还是批判当代社会，无论其宣传和灌输的形式有何不同（这一点后面还要详细分析）。
第三个可能的立足点便是作为生命学问的动词化的“教育”。在这个意义上，教育不只是一个“专业领域”，而是“人之为人”、“社会之为社会”的根本存在论、政治学。
从这个意义上的“教育”出发，“儒学教育”才能回归其作为一种“人的养成”意义上的生命教育，从而与当代社会的“工具培训”（包含现代国家公民培训和现代企业劳动力培训等）形成一种有益的张力，通过一种批判性的教育实践来参与当代社会的建设，帮助现代社会提高“工具培训”的质量。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说，所谓“当代社会的儒学教育”，就是日新其德的“儒学”与充满可塑性的“当代社会”之间的张力、对话、批评性建设和建设性的批评。
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儒学和儒家学者的自我教育过程，以及当代社会的气质变化过程。于是，教育不再被理解为一种工具性的培训手段（即使培训内容是“儒家价值观”），而是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教学相长”的共同成长。
从名词读法的静态思路出发，“当代社会的儒学教育”或可区分为四种形态：基础教育体制中的传统文化教育、反体制的儿童读经运动、体制内的大学传统文化教育和研究、面向成人社会学员的国学培训。
这四种形态是体制内外、成人儿童的两两组合。这四种形态虽然年龄不同、体制内外有别，但却共享高度一致的缺点：僵化。
体制内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中的儒学因素正在逐步加强。然而，体制的僵化已经深入骨髓，以至于在体制教育的设计者那里，所谓“当代社会的儒学教育”并不意味着对于“什么是教育”的根本反思和重新学习，而只不过是换一下教学内容，或者增加一点儒学经典课文的比重。
至于教学方法，仍然沿用一种与真正的儒学教育、古典博雅教育格格不入的“宣传”、“灌输”、“应试教育”。“儒学教育”是否首先意味着“教法”、“学法”乃至“活法”的自我教育、自我提升，完全没有进入僵化体制的视野。
那么，反体制的读经运动是否带来希望呢？很遗憾，目前的情况恰恰是极端的体制化、僵化和“应试化”。读经运动只不过是把体制内基础教育的内容完全替换为传统文化经典，而且是不允许讲解的、强迫背诵的、意义锁闭的、僵化的经典。
反体制的读经不但没有解决体制教育的灌输教育问题，反而发展出一套更加极端、更加野蛮的灌输方法：全日制封闭背诵，每天八小时，连续十年，单纯背诵，不允许讲解，不学其他课程。
应试教育问题同样如此。千千万万读经的孩子确实不用参加体制内的考试了，也因脱离学籍而无法参加体制考试了，但他们现在有了另外一种“考试”方法：一本接一本地录制“包本背诵”视频（一本书从头到尾连续背下来叫“包本”），以便升入一所书院听“解经”。背书十年（3-13岁），包本背诵百万余字（严格来说不是百万余字，而是一百万个意义锁闭的音节组合），千万人过独木桥，然后才有听讲经义的机会：这是比体制内“应试教育”还要残酷的“应试教育”。
那么，体制外面向成人社会学员的国学教育呢？是否情况乐观一点？这里确实不存在强制问题，因为社会成人学员都是自己真的想补传统文化的课，积极性很高。然而，这些年来的“国学热”提供了什么儒学教育呢？很遗憾，都是一些毫无批判性的迎合当代需求的国学文化消费。在这一点上，读经运动反而显得更有当代的批判性，虽然他们滥用批判，把儒学固有的“建设性的批判精神”极端化为宗教形式的“反体制运动”。
无论是成人国学热的完全迎合当代社会的鸡汤化，还是读经运动的完全对抗当代社会的激进化，都未能保持“儒学”与“当代社会”之间的健康张力、良性互动。
国学热是立足自我固化的“当代社会”（实际当代社会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固化，而是充满了变化气质的可能性），用一种鸡汤化的“儒学”来为当代人的文化消费口味服务，丧失了儒学的批判性，同时也就丧失了儒学真正的建设性作用；读经运动是立足于自我僵化的“儒学”（儒学本身并不是僵化野蛮的东西，而是活泼泼的生命学问），用一种高度体制化的“读经教育”来批判当代教育体制和社会价值观，丧失了儒学的建设性，同时也就丧失了儒学真正的批判性作用。
无论丧失批判性还是建设性，都会丧失“儒家”和“当代社会”之间的良性张力，丧失真正的“儒学教育”品格。一种“儒学教育”形态，无论它是立足于自我固化的“当代社会”之上，还是立足于自我建构出来的一种僵化“儒学”之上，无论它是为了“服务当代社会”还是“弘扬儒学”，都将错失真正的“儒学教育”。
真正的儒学本身就是生命成长的学问，或者说就是教育的学问。这种意义上的教育是《易经》蒙卦所谓“山下出泉”的“发蒙”，是陶冶涵泳、变化气质，是新旧之间的健康张力，是生命本身的自我突破和成长。“发蒙的教育”是从人的生命成长经验中体贴出来的教法，深具道学的性质：它不期望通过大面积的运动形式宣传某种主张、培训工作技能（“小人的然而日亡”），而是结合各种可能的具体形式，因势利导、潜移默化地渗透进去，“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导而弗牵，开而弗达”，发人端绪，使其自成，勿忘勿助长，闇然而日章。
 二
关于读经运动的八点疑问
从“发蒙”的教育思路来看，近年来日益风行的“国学热”和“读经运动”，运行在文化革命-商业传销-政治宣传“三位一体”的“社会运动”轨道上，创造了越来越简单化、可复制的连锁读经培训模式，以及越来越成熟的“国学文化产业市场”。
这些东西貌似属于“传统文化”，实则毫无古典心性，完全是从属于现代生活方式的一点“古典文化消费”、“国学心灵鸡汤”。它们的制造和传播机制完全走在“启蒙式的”、“景观社会的”、“大众文化的”轨道之上。
当然，无论其中存在多少问题，“国学热”和“读经运动”非常成功地在这个“拼数量”的当代社会吸引了数量巨大的人群来积极支持传统文化、热情学习儒家经典。一百年来备受摧残打压的传统文化第一次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大众支持，这是划时代的成就，功不可没。
同时毋庸讳言，“国学热”和“读经运动”作为传统文化复兴的初期发展带有非常浓厚的民间通俗文化色彩乃至民间宗教色彩。其中做得比较好的项目，譬如某电视台的著名国学节目，问题还只是出在低智化、娱乐化、鸡汤化，即使有些知识性错误倒也无伤大雅；但有些较差的项目，譬如近年来日益流行的愚昧读经、野蛮背诵（全日制专门读经，十年不许讲解，只能背诵，每天背书八小时以上，不允许读经典白文之外的书籍，包括古人注疏也不许看），则必须认真检讨一下了。
与很多儒家学者一样，我对这些“热”经历了一个态度转变的过程。起初自然是抱一种同情的态度。经历百余年来的反复摧残，传统文化教育几度中断，所剩无几。体制内教育中仅存的一点古文也往往是在非常任意武断的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方针指导下的阉割残废经典，以及基于各种现代性偏见的片面讲解。学生有权利了解真实全面的华夏文明。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主张全日制忠实背诵经典原文的做法构成了一种重要的补充，弥补了体制教育的缺陷，也为那些希望读到未经阉割、未经现代人歪曲解释的完整经典的学生和家长提供了一种选择，功不可没。
然而，过犹不及。当我在儒学教育第一线接触到越来越多读经老师、读经家长和学生，了解到一些实际情况之后，发现问题不少。主要问题有如下八点：
一、全日制读经，彻底脱离现有基础教育体制，只读经和其他传统文化，不学数学、英语等其他课程，好不好？（有些学堂有英文经典背诵，但是在字母都不教的前提下进行的，学生对所背英文经典一句都不懂。还有梵文经典背诵也是这样。）
二、如何读经？只背诵经典白文，不读传、注、疏，好不好？
三、背诵是好方法，古代有效，今天仍然有效。不过，是否需要背那么多（四书、诗经、尚书、三礼、春秋三传、易经、黄帝内经、道德经、庄子、莎士比亚英文全集等等）？有否必要“包本”（从头到尾一口气背完一本书）？有否必要为了突出背诵的重要性而片面排斥理解？
四、究竟什么是“背诵”？在完全不予讲解的情况下“包本背完一本书”是不是真正的“背诵”？甚至在不认识一个英文字母、不懂一句英文的情况下“背诵莎士比亚剧本的原文”是不是真正的“背诵”？记住毫无意义的音节顺序是不是“背诵”？
五、背诵和理解能否截然划分？经典白文和注疏能否分离？单纯背诵十年（大概3-13岁），不许讲解，13岁之后才开始“解经”，如此机械地划分读经阶段是否合理？如果十年没有启发式教学、理解力和想象力的训练，只是机械背诵，即使到十三岁的时候能倒背如流，学生是否还有理解经典、思考经典、发挥经义的能力？尤其是，如果这些孩子十年之中都是在一种封闭的环境中日复一日地重复背诵那些毫无意义的音节，严重脱离社会现实，当他有机会开始理解经典和解释经典的时候，即使他尚有理解和解释能力，他能在他的经典解释中融入时代问题的思考，做“活的经学”吗？至于那些无意做学问的读经毕业生，问题更麻烦：他能有效地融入当代社会吗？
六、儒家经典本来是生命的学问，是从先王历史和圣贤生命中生长出来的活泼泼的生命学问。儒家经典的学习方法是不是应该采用《论语》中比比皆是的对话式、启发式、情境化的教学？也就是前面谈到的“发蒙”的教学？“读经规划”的“背诵十年、解经十年”貌似是对现代体制教育的抵抗，实则是比现代教育体制更加僵硬、更加机械化的极端现代化和粗暴体制化。
七、读经运动的理论基础“教育简单论”是否可信？“做读经老师不需要有文化，不用讲解，也不许讲解，只要会按复读机按钮、督促小朋友背诵，就是最好的读经老师”，“小朋友读经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不需要讲解，不需要读注疏，只需熟读经典白文一百遍，一千遍，直到能背诵即可。先只管背，背十年，十年后全部会背了再讲解”……这些在“读经圈”流传甚广的说法是否可信？
八、读经运动圈中广泛流行的“读经万能论”是否可信？“数学不用学，只要背熟经典，半年就能学会全部中小学数学”，“英语不用学，字母、发音、语法都不用教，只需背熟莎士比亚，将来到国外就会说英语，而且是高级英语”，“不用学那么多课程，背熟经典就能上清华北大哈佛耶鲁”，“什么都不用学，从小只需要背熟经典，不用讲解，长大后在生活中遇到事情会突然想起经典的句子，自然会养成君子人格，乃至成为圣贤”……这些在“读经圈”耳熟能详的基本教义是否可信？
三
背诵、简单可复制与反现代性的吊诡
提出上述八点问题不是拆台、找茬，更不是“判教”，搞“大批判”。提出这些问题与其说是在问难谁，还不如说是儒学教育界的自我反省、自我批评。儒家向来勇于自我检省，三省吾身，日新其德，还没有弱到讳疾忌医的地步。这些问题也不只是我个人提出的问题，而是很多儒学界朋友共同发现的问题，提出来只是为了引起讨论，促进发展。
清末废科举、民国废读经科以来，经典教育命途多舛。今日重提读经，应该怎样做才有利于良性发展？儒学界应鼓励多种探索，也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发现问题，自我批评，改正偏差。
儒学界的自我批评不是打倒读经，而是帮助读经。如果儒学界内部不发展良性的自我批评，不敢自我反省，发现问题也不讲，等到问题闹大了，官方出来取缔了，媒体开始讨伐了，整个儒学界都会受连累，圣贤经典也将再次遭受误解和污蔑，我辈岂不是儒学罪人、乡愿小人？哪里配得上“儒士”之名？
读经的意义自不待言，功德无量。但如何读经却值得思考、实践，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方式方法。
目前读经运动的关键问题集中在“背诵”。时间有限，我只集中谈下“背诵”的问题。背诵毫无疑问是非常有效的经典学习方法，我从小就自发地热爱经典背诵。我出生在文革后期的农村，几乎在文化荒漠中长大。我如饥似渴地背诵能找到的任何美好的句子。我从小的语文成绩和作文成绩得益于我爱好背诵的天性。
然而，在接触了一些读经运动实际情况之后，我开始思考一个从来没有思考过的奇怪问题：究竟什么是背诵？这本来不是问题，然而读经运动的独创教法逼使我不得不思考如此奇怪的问题。
我听过一些读经学生“背诵经典”。我发现这些孩子不但不懂所背的文句是什么意思，而且甚至不能清晰地读出他们自己所“背诵”的句子。他们只会用一种非常快速而模糊的发音去重复那些似是而非的音节。你甚至很难区分他们“背诵”的是中文经典还是英文莎士比亚或梵文佛经（后者也是被要求背诵的，而且竟然是在不认识字母的情况下要孩子“背诵”）。
你如果要求他们缓慢而清晰地背诵，他们就一句也背不出来了。更有意思的是，如果你提第一句，他可以快速而模糊地“顺到”到最后一句，但如果你从他“会背”的经典中任意抽取一句，问他下半句是什么，他就答不上来了。
所以，这根本就不是背诵，而是一种类似于摇头丸效果的摇滚rap。我从小就背课文、背英语，大学以来也背诵过儒道经典。背诵是非常好的学习方法，但那些孩子用一种极为快速而模糊的发音“嘟嘟嘟嘟”地摇滚出来的东西，不过是一些被迫记住的毫无意义的音节组合。
这种所谓的“经典背诵”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十年之中不允许读任何其他书籍，不学其他课程，直到这个孩子可以在摄像机前连续“嘟嘟嘟嘟”地“背诵几十万字的经典”（拍摄背书视频是他们的考试方法），实际上是要他重复几十万个毫无意义的音节组合。
他因为不懂这些音节组合是什么意思，自然无法清晰地说出其中的任何一句话，更不可能在将来需要的时候引用经典文句。
我见过一些曾经在读经学堂“背过几十万字经典”的孩子。一个月不复习那些音节组合，他们就忘记了。当然，我接触到的读经学生有限，可能会有更优秀的学生，真正能清晰明白地背诵经典的学生。
不过，可想而知，太过功利性的、强度极高的“背诵目标管理”会把一个孩子弄成什么样子。一月背多少万字，一年背多少万字，三年背多少万字……每背下来一本就及时录像保存，作为“包本背诵”的证明，然后冲刺下一本，等到下一本背完，前一本早就忘得精光。
而且，在这些年中，一本一本的包本背诵录像成为唯一的学习目标。如今，遍布城乡的数千家读经学堂都在夜以继日地倒计时，驱使学生狂热背诵，明确的目标是录制包本背诵视频，以便有资格升入一个书院听“解经”。
这些学生被要求每天诵经八小时以上（我见过因此落下哮喘病的学生），普遍处在一种非常癫狂的状态。我去过这样的读经班现场，其紧张程度和无意义指数远超高考题海战术。高考复习做题虽然紧张，还略有智性愉悦，毕竟做题是要思考和理解的，而不许理解的机械音节背诵则是彻底无意义的事情。
对于这些读经学生来说，经典的丰富意蕴都是锁闭的。别说十年，恐怕三五年下来，多么聪明的学生也会变傻，多么热爱经典的学生都会心生厌恶。到那时，恐怕你给他讲解经典，他也没有能力听懂，或者没有兴趣听了。
当然，天性好学的学生会因此激发出更加强烈的求知欲，想一探究竟，那些背了几年的经典文句到底是什么意思？不过，经过多年的智力发育停滞和与世隔绝的封闭读经，他们能理解到什么程度仍然是不容乐观的。
第一批经过多年背诵的孩子已经在接受解经教育，他们几年后即将毕业。按照读经运动的宣传，他们中将诞生一批圣贤君子和经学大师。读经教育的结果即将揭晓，成千上万学生家长和社会公众都在等待最后的惊喜。我自然也希望从中诞生大师，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但我更担心的是，如果结果令人失望，那些曾经的狂热支持者有可能会被激怒，转而过度批评读经运动，甚至否认读经的意义，加上蓄意攻击传统文化的大众媒体推波助澜，有可能出现崩盘效应，给整个传统文化复兴事业带来负面影响。我已经见到一些读经家长开始对读经运动的结果表示焦虑。
宗教化的发展模式总是难免信徒信心的变化问题。儒学教育下学而上达，发蒙而疏通知远，本来就不应该建立在这种宗教化的宣传和“启蒙-启示”之上。这种宗教化形式的蓬勃发展必然只是传统文化复兴初期的现象，未来一定会复归平正，气象正大。
这种貌似背诵而实非背诵的经典教学方法无疑是荒谬的，并不是儒家传统的读经方法。我见过一本经典背诵教材的序言中，编者明言：最好的读经老师不是人，而是复读机，或者会按下复读机power on/power off的人。如此明显荒谬的“读经方法”为什么风行全国（保守估计有几千家读经学堂，遍布城乡）？只能归咎于传统文化土壤的贫瘠、教育生态的畸形。
读经运动的产生，诚然是出于对现代社会问题的反思，尤其是对现代体制教育的反动，但吊诡的是，读经运动本身很可能是一种现代性病症的体现。
读经运动的推动者反复宣传读经是简单的，无需理解，只需背诵，起初很可能是出于师资缺乏的无奈之举。但当他们发展简单可复制的连锁模式的时候，简单化、数量化、标准化就成为一种现代快餐企业的必备商业技术了。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当代社会的儒学教育”是多么困难的一个话题。所有现代性的批判都有可能走向其初衷的反面。
十多年来，我自己也一直在探索在当代社会实践经典教育的现实可能性。道里书院、同济复兴古典书院也是问题重重，教训多于经验。其中最基本的一点体会是：现代性批判不宜采用现代惯用的运动形式、革命形式、非此即彼的激进形式，而应该回到因势利导、潜移默化的古典品格，用保守的态度做保守的事业，不要用激进的态度做保守的事业。
“君子闇然而日章，小人的然而日亡。”千百年后，千百年前有的仍然有，千百年前没有的仍然没有。现代性的激进和喧嚣不妨当戏看。读经运动作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亦作如是观。
四
“发蒙”、“包蒙”：从内部转化当代社会的儒学教育
所以，我想回到起初的话题：《易经》所谓“发蒙”、“包蒙”的教育如何可能？“发蒙”意味着因势利导的道路探索，“包蒙”意味着建设性的批判精神。不放弃儒学的批判性，保持对现代性的批判立场，但不激进地对抗和抛弃，而是进入它，从内部转化它，可能是“当代社会的儒学教育”未来的任务。
现代国家的公民培训、现代企业的劳动力培训是现代教育不可消解的基本目标。儒学教育的批判性并不体现在反对现代公民培训和劳动力培训，而体现在不满足于把教育降低为纯粹工具性的培训，从而丧失“人之为人”的基本属性，以及由此导致公民培训的败坏、劳动力培训的异化。
当代社会的儒学教育作为一种批判性的社会建设实践，其批判性体现在对工具化培训的抵抗，其建设性体现在：通过对工具化培训的批判，而且是通过一种渗透到现代培训体系内部的潜移默化式的实践批判，帮助当代社会把“工具培训”提升为“人的教育”，从而取得更好的培训成果。
只有通过当代社会的儒学教育培养出“人”，现代国家才能培训出真正自由的、自我负责的、有德性的公民（现代所谓“自由”根本配不上真正属于人的自由），而不只是低质量的“守法公民”；只有通过当代社会的儒学教育培养出“人”，现代企业才能找到真正自由的、幸福的生产者，而不只是“能创造财富的人力资源”。
以一种批判的姿态介入当代社会，儒学教育反而能更好地帮助当代社会。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儒学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形象。在每个时代，儒家都是不合时宜的诤友。帮助你，但不讨好你。批评你，但是爱你。
因此，对于弊病丛生的现代教育体制，儒学教育可以而且应该保持批判性，但不宜像读经运动那样对此采取一种激进的“保守主义革命”态度，谋求完全脱离现代国家公民培训体系和现代企业所需的劳动力培训体系，另起炉灶，用一种与世隔绝的形式做全封闭全日制的纯粹经典背诵班。
这种模式的危险在于，它的初衷是为了对抗现代性，但结果恰恰可能变成一种现代性，而且是畸形的现代性。
我相信读经运动的倡导者是诚恳热情的儒家同情者和志向崇高的教育家，但我希望他们多一些冷静的理性，多一些自律，加强读经学堂和老师的监管，不要再宣扬“教育简单论”、“读经学堂谁都可以开，读经老师谁都可以做”的不负责言论，不要为了追求数量扩张而降低品质，辱没斯文。
我相信儒学经典本身有抵抗畸形现代化的能力，但当代儒家有责任看到危险的可能性。尤其是当这样一种决绝地反对现代教育体制的读经运动拥有了成千上万追随者、已经成为一种大规模社会运动的时候，我宁愿冒着说错话的危险在此提出我的担心。
我衷心希望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今天的发言完全是错误的。如果我的担心不属多余，发言尚有可取之处，我希望儒学界能负起学者应有的责任，帮助读经运动拨乱反正，走上正轨。如果有更多学者能行动起来，向读经运动的倡导者学习，效仿他们投身基础教育的热情和勇气，探索多种可能性，为当代社会的儒学教育奉献自己的学识，就更好了。
十多年来，我也做过很多形式的探索：读书会（包含线上线下）、会讲、讲座、论坛、工作坊、大型系列课程和小型特色课程（以十三经为主，涵盖经、史、子、集选读，以及书画、中医等修身内容）、国学师资培训班、少儿古典班、经典研究丛书出版等等。我们的学员来自各行各业，有成人也有小孩，所有活动都是公益的。
我总是首先把自己理解为一个普通读书人和教师，其次才是学院的学者和教授。“普通”是社会的和人类的，“学院”是特定职业的。我从不参与学院学术资源的争夺，但也不刻意排斥“体制”。我一直尝试在体制内做体制外的事情，在体制外做体制内的事情。子曰“有教无类”，教育本来应该是打成一片的事业。
理性地公开运用、观察与批评是学者的天职；站到社会教育的第一线，践行大众教化，更是儒家士大夫的当代责任。学院学者办社会教育难免有其局限性，所以，我在此恳请学界同仁和社会公众对我的实践探索予以批评指正。
我上面所讲对于读经运动问题的观察和思考，不是说他们做得不好、我做得好，而是希望引起体制内外的良性互动，以及儒学界内部的良性自我批评。我对读经运动的观察和问题分析难免有错，我自己的社会教育实践也难免问题重重。我今天来谈读经运动的问题，目的不在针砭他人，而在提醒自己。
我们每个人都深处当代社会的困境之中，没有任何人能简单摆脱“启蒙未遂的坏病”所导致的现代性吊诡。在恢诡谲怪的吊诡处境中，团结很重要，而自我检省和互相批评可能更是“悬解”的佩觿。诗云“容兮遂兮，垂带悸兮。”童子永远是无辜的、开放的、可塑的。儒学教育如能解开现代性的死结，未来就仍然是充满希望的。
      文章最后君呼吁：听党话跟党走！听话、照做、真干……一切夹杂名闻利养的道最终都是以失败谢幕……